野猪拱茶田，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有时候，余安全只能看到“犯罪现场”的一片狼藉，大片的茶苗被野猪从地里拱出来，泥土被翻了个遍，土里的虫子等小生物早已消失在“案犯”野猪腹中；有时候，他甚至看到了正在现场作案的野猪。早些年，用火炮或噪声就可让野猪们逃遁，而如今，早已习惯了人类招数的野猪镇定自若，直到人类近身，它们才轰然离去。
这场人与猪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多年。对于浙江衢州开化县长虹乡星河村莘田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余安全来说，在种茶的17年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这些大家伙。“野猪很好辨认，猪鼻较为狭长，遍体长满深棕色的硬毛。有的野猪能长到两米左右，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伙。”
这场延续数十年的人猪对峙，并不是一个偶发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生态问题或动物保护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组缠绕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资源分配问题。它关乎这些野猪如何生存，关乎这片茶田如何保护，而最终，它关乎发展的平衡，关乎人和自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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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猪对峙
“野猪几乎天天都会来茶田一趟。”提到与野猪的斗争，余安全有说不完的话。他至今仍然能回忆起刚接手茶园时候的一次遭遇，“当时，我新种下了一批种子。没过两天，野猪就来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三分之一的茶田都被拱了。就这一次，损失在15万元左右。”
为了对付野猪，当地的茶农们形成了同盟。“天天晚上盯着，谁也熬不住。”记者从当地茶农那里了解到，一个村的茶农往往会几家一起合作，轮流守夜，驱赶野猪。
近年来，随着法律对野猪保护的重视，火炮驱赶等方式被禁用，野猪拱田渐渐成了无解的难题。猴子也是“常客”，余安全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一只通体黑色的大猴子正在茶田里翻动。
在某种程度上，野猪、猴子多是当地生态好的体现。余安全所在的衢州开化县地处钱塘江源头，自2016年试点建设钱江源国家公园以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原则。但是，野猪数量快速增长，与人们生产生活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野猪毁田伤人，成了一些家庭难以承受之痛。
在一些环保专家眼里，野猪也不希望直接接触人类。但是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边界的概念，更不知道那些被他们当作食物的农作物并非自然的馈赠，而是人类辛勤劳动的产物。野猪、猴子们眼中“自由的原野”，在人类辛苦劳作后变为不容侵犯的私产，矛盾自然也就浮现。
“说起生态保护的意义，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问题是，我们农户的损失怎么办？”一位村民对记者感叹道。
保险介入
在这一复杂的、难以用对错来评判的对峙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金融的有效介入不可或缺。
2020年，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委托保险公司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在衢州市率先实施《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保险办法》。保险范围为开化县全县及毗邻的江西省东头村，年保费在29万元左右，全部由政府出资，保险年度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这一“政府部门出资、保险公司赔付损失”的创新做法，大大增强了群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当年4月初，我的茶园又一次被野猪拱了。25亩种了3年的茶苗受损。”余安全回忆说，“当时也是听说可以通过保险理赔覆盖一部分损失。”根据公开信息，他拨通了报案电话。按照钱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肇事赔偿的理赔程序和标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开化支公司同县野保协会联动，从报案、定损、结案、到账只用了3天时间，余安全获赔8100元。
开化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原会长叶发门介绍，该协会经常能接到野生动物肇事的报警求助，多为农作物被破坏。“现在当地居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越来越强，不仅不会采取干扰野生动物栖息的方式驱赶，更不会捕杀它们，但我们也希望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补偿。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
记者了解到，开化县率先推出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保险办法》，对全县因野生动物肇事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情况进行理赔，基本实现农作物品类全覆盖。2021年3月，从简化理赔程序、降低理赔门槛、提高理赔保费和缩短理赔时限等方面对责任险进行优化，启动了第二轮野生动物肇事保险。2023年1-7月，累计报案数401起，赔偿额23.59万元。
余安全告诉记者，保险理赔一般能占到实际损失的三分之一左右。“已经不错了，能弥补一些我们的损失。”当地农户表示，目前的保费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担，如果全面由农户来承担的话，也面临着“划算与否”的难题。从长期来看，更多元的支持和应对方案仍在路上。
复杂的平衡
面对几乎是确定的损失和有限的赔偿，要解决生态保护与居民生活、发展的挑战显然还需要多方的支持。
生态保护是不是意味着野生动物越多越好？
在开化这样的地区，野外的豺狼虎豹等顶级捕食者较少，野猪强大的繁殖能力，再加上“三有”名录的“免死金牌”，让其分布面积越来越广。据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在开展的全域野猪本底资源调查，开化县整体的野猪种群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2.42头。与开化相邻的淳安县，野猪种群密度更高，为每平方公里2.587头。这已经超过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的《防控野猪危害技术要点》中“野猪种群调控密度控制标准为：建议在南方丘陵地带按照2头/平方公里控制标准，具体猎捕量应在实际密度的基础上核算”的标准。
近期，国家林草局公布新调整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野猪被调出“三有”名录。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群众利益之间的压力可能也会找到更多办法。
“此前，开化大部分是国家公园范围，有着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举措。只有在科研需要、种群调控等少数几个原因时，才可以申请捕猎野猪，并且流程严格。”叶发门告诉记者。
不过，野猪虽然不再是“三有”动物，但随意捕杀、食用野猪仍属违法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更重要的是，野猪泛滥背后其实是生物链缺损问题，生物多样性恢复仍是一个长期性问题。”有专家表示，野猪数量越来越多意味着顶级肉食动物缺失，说明生态环境还存在失衡。捕杀可减轻野猪致害，但要破解源头问题，还要从恢复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入手。
系统工程
野猪、猴子等动物与农户的矛盾只是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利益分配等大命题下的一个缩影。
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如果以一个钟形曲线来看，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说，在人均GDP低的时候，其增长往往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而到了一定的人均GDP水平以后，这个曲线就往下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温饱问题和生存挑战的难关被一一跨过，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也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重视。
开化成了一个绝佳的试验场。开化地处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这里拥有全球保持最原始、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原始森林，森林覆盖率达到81%，是17个具有全球意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坐落于此。
但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存在，问题也绝不局限于野猪等动物伤田事件。“在建设国家公园试点时，核心区的住户需要搬离原住地。”当地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搬到哪儿？如何安置搬迁户？搬出后他们能干什么？这些问题牵动的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生态“补偿”
“要做好生态保护，首先要理清群众利益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认为，苏庄镇横中村是开化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也是地役权改革第一个“吃螃蟹”者。
“村民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统一监管，就能获得一定经济补偿。”简单来说，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地役权改革，就是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限定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把零散或闲置的林地转化为可以获得生态补偿金的资源，这一想法的初衷是实现“双赢”。根据改革方案，若能履行保护协议，现行村集体将享受国家每年每亩林地48.2元的地役权补偿，若村集体有4000-5000亩公益林，则可享受20万元左右的补偿金，一个补偿周期内（35年）可获得补偿700万元。
而更大的难题在于，为配合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拓展，要让保护区内居民迁出原住地。“迁出去住在哪儿？干什么？”这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为了破解安置农户资金需求旺盛与抵押担保短缺的矛盾，金融支持工作做到了前面。早在2011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化县支行积极开展信贷产品创新，为因安置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农户而建设的“东城脱贫小区”工程量身定制了“新农村农户购建房贷款”。
该支行副行长汪卫群对《金融时报》记者介绍说，该贷款由项目实施主体城关镇资产经营公司（政府平台公司）出资设立担保资金专户，担保资金专户的最初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由中国农业银行提供购建房总费用30%的贷款，资金专户按农户贷款金额的20%缴存保证金的方式提供担保。贷款期限原则上为5年（对期限超过5年的，在办妥产权证后转为抵押贷款），该贷款的执行利率为2011年基准利率上浮10%，远低于该行平均30%-50%的上浮幅度。该模式在保护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实现了政、农、银“三赢”——政府成功推进了边远山区农户下山脱贫工程的实施，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银行既有效防范了抵押担保短缺的信贷风险，又实现了业务新拓展。据统计，在“东城脱贫小区”整个工程中，农行共实现了4089.39万元的信贷投放。
作为地役权改革的关键一环，开化农商行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林地地役权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担保，为供役地村集体发放不超过地役权年度补偿收益20倍，平均期限为12个月、利率为4.5%的抵押贷款。有效解决了农户和社区在绿色保护性产业转型中面临的融资难、贷款难等问题。目前，该项质押贷款已发放3笔，金额670万元，并在开化县全县打通试点运行。截至目前，开化农商行共发放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14笔，金额达到了1545万元。
“这些探索都是为了解决老百姓对自然资源依赖性较强和融资难题，将补偿金作为再发展的资金。”开化农商行业务管理部徐翔告诉记者。这些项目最终转化为了村里项目建设的资金——开化县杨林镇川南新村屋顶光伏板项目、开化县长虹乡北源村的湖羊养殖三期项目基地，正是把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后的产物。
迎难而上
“对于金融业来说，在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突破，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徐韶华表示。
具体来看，一是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范畴缺乏较通用标准，投融资主体支持保护的方向不够明确；二是部分金融机构缺乏参与积极性，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激励手段不足；三是金融支持结果难以量化评估，部分市场主体对GEP价值核算认可度不高，影响后续投融资环境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需通过加快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有效基础。
徐韶华建议，要加快完善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标准，如细化《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绿色信贷指引》中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内容。按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可持续利用等具体工作内容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项目清单，明确投融资主体支持保护工作的范畴。
实际上，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22年12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正式通过。本次《框架》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包括采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商业，确保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透明地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减少对商业和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并促进采取行动确保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国内的相关标准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202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开化县人民政府、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联合编制了《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为银行提供了21个生物多样性敏感行业的全流程风险审查与管理办法。《指南》作为国内外首个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标准亮相加拿大蒙特利尔COP15大会，获得与会多家国内外参会机构认可。目前，《指南》已在开化县域银行机构落地试点。
对于如何提升各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机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认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仅靠保护行业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其中，要让相关主体都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潜在风险。“自然恢复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对于企业则提高了减少负面影响、增加正面影响的要求，特别是对跨国公司和金融企业，要求立法评估、披露和报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她表示，因此企业即将面临更加严格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不足，对相关影响和风险识别不足，都可能导致企业蒙受损失，甚至引起金融风险。
一些金融从业者也表示，期待能有更明确的标准可供参考，同时，政策层面对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尽快出台风险分担、贷款贴息等激励政策，凝聚政、银合力实现可持续推进。
“建议相关部门探索建立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基金，开发再贷款、贴息、担保基金等政策工具，促进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徐韶华表示，将探索进一步完善生态价值补偿机制，为金融机构开发支持产品提供基础。
下一步，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衢州将继续重点围绕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大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供给，开展《指南》试点工作，围绕钱江源国家公园，探索相关风险行业的项目管理，推动绿色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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